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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斯大林在位30多年后去世。经过短短的一段过渡期后,赫鲁晓夫接掌大权。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在赫鲁晓夫那代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的上升时期正值20世纪30年代,其间一次次的大清洗消灭了整整一代领导人。他们飞黄腾达的代价是日夜惕厉,心不能安,因为他们目击并参加了对整个领导层的清洗,也知道自己可能遭到同样的下场;事实上,斯大林临终前正准备开始又一轮清洗。赫鲁晓夫他们不想改变把恐怖常态化的制度,只是企图在重申他们为之献身的核心信念的同时调整制度的一些做法,并且把制度的缺失归咎于斯大林对权力的滥用。(这是下文将讨论到的称之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心理基础。)

  苏联的新领导人尽管气势汹汹,但内心明白,苏联不是美国的对手。赫鲁晓夫的许多外交政策都可以称为寻求“速效办法”:1961年爆炸超高当量的热核装置,对柏林发出的一系列最后通牒,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事隔几十年回头去看,可以说赫鲁晓夫这些举动是为了寻求谈判的心理均势,而他深知谈判对手强大得多。

  对于中国,赫鲁晓夫的态度是居高临下中夹杂着无奈和恼怒,因为充满自信的中国领导人竟敢对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他知道与中国结盟在战略上有益,秒速赛车平台:但却害怕中国式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试图征服,却从未找到使把他当回事的办法。借苏联的旗号以壮声威,却完全不考虑苏联的战略优先。最后,赫鲁晓夫从起初努力经营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转为对中国的气恼和冷淡,同时逐渐在苏中边境集结兵力,秒速赛车平台:中苏关系恶化: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他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甚至考虑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意识形态是一把双刃剑,它使中国和苏联走到了一起,也使它们分道扬镳。历史上两国的关系积怨深重。中国领导人忘不了沙俄夺走中国的大片领土,也忘不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与蒋介石作交易。斯大林和的第一次会谈并不顺利。花了两个月才说服斯大林与中国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作出重大让步。

  除了历史夙怨,两国在现代外交关系中也摩擦不断。苏联把共产世界视为一个战略实体,必须由其领导。苏联在东欧建立的卫星国依靠它的军事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也依靠它的经济支持。苏共政治局由此便认为它在亚洲当然也应占据同样的统治地位。

  自然对苏联的态度极为反感。文化差异更加剧了潜在的紧张局势--尤其是苏联领导人常常对中国人的历史敏感浑然不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1958年赫鲁晓夫要求中国为西伯利亚的伐木工程提供劳力,此言犯了的大忌,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年来都说中国贫穷落后,人口众多,再加失业问题严重,因此是廉价劳力的来源。但你要知道,在中国,我们认为这是污辱。你这个建议让我们很难办。如果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是一样的。

  强烈的民族主义令无法接受苏维埃帝国的基本前提。苏维埃帝国的安全和政治的焦点在欧洲,但欧洲并不是的首要关注。此外,还拒绝参加1955年苏联为抗衡北约所创立的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华沙条约组织。中国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行动绝不会听命于一个联盟。

  1955年,周恩来被派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会议创立了一个新奇又自我矛盾的集团-不结盟国家的联盟。寻求苏联支持,以作为抵制美国为在亚洲建立霸权而对中国施压的砝码。但与此同时,他又试图把不结盟国家组织起来形成反对苏联霸权的安全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这两个巨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彼此竞争。

  两国的自我认识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俄国经历了残酷的武力压迫和痛苦的磨难才从外国侵略者的魔掌下挣脱出来。它从未得到过别国的景仰,而且人口中一大部分都不是俄罗斯族。史上伟大的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请来外国思想家和专家,向先进的外国人学习-这在中国历代的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国统治者以他们的坚韧性赢得人民的爱戴,而不是“伟大性”。俄国的外交出乎寻常地依靠实力优势,它的盟国几乎无一没有它的驻军。因此,俄国的外交以实力为导向,立场一经确定就寸步不让,把外交变成了阵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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